讲述/苏家铭
撰稿/牛牛
年大年初一，山西原平的一个小山村。厚厚的雪地上，一对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抱着一个哭闹的孩子，跪倒在后山的玉米地里。下面埋着他们去世的九个孩子。
“爸爸把你们埋在一起，是让你们大的照应小的，互相帮助，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，我的好娃……”农夫边说边抹眼泪，拍着怀里哭闹的孩子。旁边的农妇满脸悲戚，泪光闪烁。
白桦树的叶子已经掉光，寒风呼呼地吹着。活着的生命在我眼前，逝去的生命在地下。我端着摄像机跪在雪地里，记录下这一切。双手不停地颤抖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我拿起三脚架，狂奔到对面的山头。看着镜头里的大叔大妈收拾好东西，渐渐远去。
大叔叫陈天文，大妈叫郭改然。每年的清明和正月初一，大叔大妈都会来这片玉米地看望这些孩子。带上一些饼干，烧一些钱纸，跪在那里和地下的孩子们说说话。
因为残疾，或者重病，他们都是一出生便被亲生父母遗弃，大叔大妈把他们捡回家，当自己的孩子养育。虽然缘分有长有短，但每一个孩子，他们都给予相同的爱。即使孩子们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大叔大妈也会一直牵挂，常来看望。
这些年他们收养的四十多个孩子中，有五个基本康复，九个夭折，十二个被其他家庭领养。离开的那九个孩子，最小的几个月，最大的十四岁。每离开一个孩子，夫妇俩都会伤心好久。
他们把离去的孩子都埋在同一片玉米地里，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识，他们却清晰地记得每个孩子的地点。他们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，孩子们可以互相作伴，不会孤单。
在他们朴实无华的心里，来到世间的每一个孩子，无论健康与否，都应该被视若珍宝。
1
年底，我还是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广电专业的大三学生。在寝室上网时偶然看到一则新闻，山西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一对农村夫妇从年开始，二十年时间陆陆续续收养了四十多位残疾幼儿，这些孩子患有先天疾病，一出生便被亲生父母抛弃。大叔陈天文，大妈郭改然把他们“捡”了回来，成了一个大家庭。
后来，民政局捡到的孩子也往这里送。小的长大了，新的又送来了。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穷，大儿子不理解，还曾经离家出走。后来了解自己也是捡来的，才理解了父母的大爱。
不足二十平方的两个房间里，挨个躺着孩子，有四肢残疾的，也有脑瘫，最轻的，是兔唇。每晚睡觉，两个人轮流要起夜三四次，给小的孩子喂奶，换尿布。遇到孩子生病，互相传染，一周要医院。
雪天带着孩子们出门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出门的时候，把孩子们抱上板车，一个拉一个推。
90%的孩子都是在这间破旧的老屋里脱的脐带。大叔大妈觉得，这些初生生命的到来，就是他们这一生的责任。
早些时候，家里没有洗衣机，家里尿布和脏衣服堆积如山，冬天的时候，大妈郭改然只好在冰窟窿里掏一个洞洗衣服，双手都是冻疮。
村里人都觉得夫妻俩是傻子，养这么多残疾孩子。嫌他家里气味重，不肯上门，路上遇到，也假装没看到，低头走过，担心被借钱……
关掉浏览器，我立即做了一个决定，拍一段纪录片记录这对夫妇的故事。我找到学校教研室的老师，希望借用学校的设备利用寒假进行拍摄。管理设备的老师说：“一天两天还行，你要借一个寒假，没有这样的先例。”
学校的设备是索尼P，一台要几万块，我一个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根本负担不起，沟通几次都没有成功。我又找了负责党委的王老师，王老师听完我的想法后说：“家铭，我支持你。系里专门给你开条子。”
年2月，我和搭档乘火车去山西，赶上春运，买不到卧铺，硬座坐了一天一夜。一路上，我想象着他们家的样子，一定是个阴云密布的屋子，每个人脸上愁眉苦脸，看不到一点生活的希望。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。
推开院门的那一刻，我之前所有的“以为”和想象，都被颠覆了。阳光洒满了院子，孩子们追跑打闹，一片欢声笑语。郭改然大妈端着一盆热水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招呼我们进去。这是家的感觉。
我靠在墙边，打开摄像机开始拍摄，孩子们一下子围了过来，摸摸这个，看看那个。
纪录片需要真实记录，不能影响被拍摄者的生活。可是只要把镜头对准孩子，就会马上引起他们的注意。
今天是拍不成了。我爬到房顶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报平安，这里一切都好，就是这些孩子我搞不定。我家里是开婴童用品店的，我妈整天和孩子打交道。她安慰我说：“只要把自己变成小孩，他们就会听你的了。”
大叔大妈把我们当客人，专门给我们做了一顿饭，安排我们住在二儿子的婚房。二儿子刚结婚，房间里还贴着“喜”字，热炕头上铺着一床大红色的被子。晚上睡下不久，我突然感觉被子里有团毛茸茸的东西，吓了一大跳。开灯一看，原来是家里的小猫。我从来不养宠物，不习惯这样睡，好不容易把它赶下床，一关灯又钻进来了。“挣扎”了几次后，只好作罢。
我躺在床上，想了很多。我来这里，是为了贴近他们的生活，和他们同吃同住，这是作为一个记录者应该有的态度。现在倒好，不但没和他们在一起，还被当作客人，让我们住最好的房间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找到大妈，说能不能把我们安排到南边的空屋去。大妈说不行，那间屋子没烧炕，冻得很。我说没关系，你们怎么住，我们就怎么住。
大妈看我那么坚持，只好同意。帮我们把屋子里的火炉生了起来，在炉子上放了一盆热水。结果到了半夜，炉子灭了，我们两个都不会生火。我盖了五床被子，再把军大衣盖在上面，还是冻得直打哆嗦。早上起来，窗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凌。
后来，大叔和我说：“小苏，以前也有记者来采访，但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，不嫌弃我们家脏，和我们吃在一起，睡在一起的。”我真切地感觉到，我被这个家庭接纳了。
2
过年前几天，去赶集。大妈给每一个孩子拉好外套的拉链，大叔把孩子们一个个抱到板车上。大叔佝偻着腰，在雪地里吃力地拉着板车。路过村里的小学，大叔说：“只要是能走的，都要把他们送到学校上学。不能走的脑袋聪明，请个家庭教师，让他们学点文化，掌握点技术也能自食其力。”
村里人觉得这些孩子身体不健全，不会有什么出息。但是大叔不这么认为，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他们培养成才，至少能自食其力。
听到大叔这么说，偶偶坐在板车上大喊：“没有脚，我也要爬着去上学。”偶偶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，因为患了腰椎肿瘤和双足畸形被父母遗弃。因为是路上偶遇的，给她取名为——偶偶。
她走不了路，只能拖着双脚在地上爬行。大妈心疼地把偶偶抱起来，给她清洗脚上的泥垢。偶偶说自己肚子疼，大妈很担心，带她去楼板寨的卫生所做了检查，医生说偶偶的肚子里可能长了瘤子。大妈回来哭了好几回。
大叔大妈四处打听，得知村里有个老中医能治偶偶的病，大叔推着轮椅就带偶偶去了。老中医年纪大了，已经坐不起来了。原来还能吃一碗饭，现在一点都吃不下了，干不了活，只能躺在床上。给偶偶把完脉，说看不出什么问题。
大叔抱着偶偶走出屋子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他不能看病了。”
孩子们吃的食物，用的花费，全靠大叔大妈种地解决，当地政府还会补贴每个孩子几百块的抚育费，这点收入对于这么多孩子来说，只能勉强度日。
大叔原来在化肥厂上班，收入挺不错的，但是为了这些孩子，辞掉了工作。大妈身体不好，照顾孩子过度劳累，医院躺了半个多月。出院的时候，医生告诉她，你这个心脏是绝对不能带孩子了。大妈想想也是，在医院门口下定决心要把孩子都送走。
但是回到家，一推开房门，看到所有的孩子都趴在窗台上，拍打着窗户，大声喊着：爸爸妈妈回来了，爸爸妈妈回来了……
那一刻，大妈的心融化掉了。她说拼了老命也要把孩子们照料下去。
有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无力。我一直记录他们，记录他们的痛苦，记录他们的不幸，眼睁睁看着这一切，却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我自己还是个花着父母钱，没有收入的大学生。
年，我一共去了四次山西，拍摄了六十卷带子，四十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，才完成了这部十五分钟的纪录片。纪录片取名为《花儿哪里去了》，这些孩子就像花儿，被丢弃在路边，风吹日晒，奄奄一息。大叔大妈发现了他们，把他们带回家细心照料。如果没有大叔大妈，这些花儿不知道会到哪里去。
3
年4月，我把纪录片送去北京大学生电影节，参加原创短片大赛，获得了“评委会特别奖”。
年5月，我在学校宿舍里接到了大叔的电话，大叔说：“家铭啊，家里出事了，墙上裂了很大的一条缝。我不知道打给谁，想了想只好给你打电话了，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。”
开裂的墙，边上是家里的炕，大叔大妈跟十多个孩子睡在这个炕上，万一这个墙塌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我赶紧安慰大叔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想办法。”
已经连着下了好几个星期的雨，大叔大妈的房子本来就年久失修，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。正好村里有一套房子要出售，房东开价22万，我要想办法帮他们换房。
那段时间微博特别火，我想到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他们。年5月12日，我正式注册了微博，名字叫“花儿基金”。我定了三条原则：一是百分之百实名制，每一分捐款都在微博上公布；二是零管理费，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；三是每一项支出都要在微博上公开。
没想到，当天傍晚就收到了第一笔善款。不到一个月，花儿基金已经筹款几千元。献爱心的人越来越多，每一笔我都要求当面接受。我每天带着存折全杭州跑，和爱心人士见面。后来，我和捐助者约好6月1日在复兴路北口的中国银行见面，一起把善款存入花儿账户。
年6月底，和同学吃完散伙饭后，我乘第二天一早的火车去上海参加国际电影节。全球九千多个参赛作品，来的都是大师，资深电影人。我的作品可以入围，已经是不敢想了。
颁奖环节，大摇臂全场扫过，镜头最后落到了徐克导演身上。徐克导演拿起手机，念出了名单：“获得最佳短片奖的是《花儿哪里去了》，导演苏家铭。”边上的人都很吃惊，这么年轻的小伙子，居然拿了大奖，很多老外对我说：“Thisisyournight.”
我上台领奖，徐克导演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，我们看了都很感动。你要继续做下去，整个社会都会帮助你的。”
主持人问我的获奖感言，我已经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接过话筒，平复了一下情绪说道：“我能拿这个奖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。真正要感谢的是这对夫妇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善行，才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。我决定把我获得的奖金全部捐给他们。”台下掌声雷动。
回来之后，我把获奖的美元，全部转到花儿基金的账上，并且拍照上传微博。
年7月，杭州电视台报道了花儿的故事。很多好心人找到电视台，希望尽自己力量帮助他们。小朋友把自己的零花钱拿了出来。准妈妈说想代表肚子里的孩子做第一份公益。大学生捐出了暑期实习的工资。还有人不愿意留名，放下两万块钱就走了，我赶紧追上他，一定要留个名字。
一个奶奶，给我们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几千块钱。她说在三十多年前，她遇到了非常大的坎，过不去的时候有人帮了她。后来，等她拿着钱去报答人家，那个人说不用回馈，只要答应他做一件事就行了，如果以后看到有人需要帮助，去帮一把就可以了。老奶奶三十年来一直记着这句话。
如果说什么叫正能量的话，这就是正能量。
4
不到四个月，花儿基金筹得了26.6万元。我把存折交到大叔手上，大叔打开一看，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，眼睛一下子湿润了。他拿出本子，仔细记录下每一笔善款，说这些都是好心人，以后要好好报答人家。
年国庆节，我和花儿基金的队员们一起回到楼板寨西庄村，帮大叔大妈和孩子们暖房。暖房的前一晚，天气有些转凉，队员们一起做着搬迁的准备。原以为这是一个感慨万千的晚上，但是，搞卫生、挂横幅、贴对联，买鞭炮等繁琐的工作让我们无暇去想这半年的经历。
那晚，我在微博上写道：花儿圆梦，在此一举了。
新房很敞亮，有七八间屋子，还有前后院子。十多个孩子再也不用挤在一个炕上了。我们把新房取名“花房”，孩子们虽然身体有缺陷，但都像花儿一样，有一天他们终会绽放。我们还设想，要在这里建无障碍设施、活动场所、阅览室。
我和大叔一起给“花房”揭牌，金灿灿的牌子上写着“众手护花儿，爱心建花房”。我和大叔大妈在新房前合影留念，大妈紧紧地抱着我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那一刻，我的生命花园里，真的开出了灼灼桃花。
中午，大叔大妈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。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确定了下一个计划———“花儿康复计划”。我们要给孩子们进行系统的医疗诊断和治疗。爱民和爱善要来杭州治疗兔唇，偶偶和小旦要去上海治疗下肢瘫痪，还要给飞红治疗脸部血管瘤。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大叔的二儿子，我们都叫他二哥，端着一杯白酒走到我边上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叫我“兄弟”，我拿起酒杯一口气喝光。二哥开心地说：“你们下次再来，我带你们去村口游泳抓鱼，鱼抓上来用油炸了就能吃。”
在纪录片《花儿哪里去了》的介绍中，我这样写道：“风中摇曳的满山梨花，会给这个家庭带去春天的信息吗？”我相信，一定会有这一天，这个家庭春暖花开，这个世界春暖花开。
大叔大妈和孩子们被评为“最美家庭”，村里人也不再歧视他们，说，原来他们不是傻，是做好事，是模范。
5
年底，我进入了浙江电视台工作，成为一名民生新闻记者。制片人和我说：“家铭，我给你一台机器，你出去一个礼拜给我拍一些社会的议题回来。”我很感谢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。
四年的记者生涯，我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。我们拍了从杭州出发的最长一列火车，总共49个小时；夏日三伏天近40度的高温下，室外装空调的工人；制造业不景气，一个很难招到工人的服装厂。
年，我离开电视台，跟随我的大学老师萧寒去西藏拍摄《喜马拉雅天梯》。那几个月，看不到一点绿色。我和摄影师为了拍凌晨四点钟的银河，半夜起来，让司机把我们送到一条冰川边上。我们靠着岩石，躲在睡袋里，摄影机上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霜。
为了拍摄绒布寺的僧人，我们在海拔最高的寺庙——绒布寺，住了一晚。半夜，我走出房间，看到满天星河，仿佛时间在此刻停止了。星星就和人一样，看似遥远，又好像很近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。思绪回到过往种种，我们在拍摄影像的同时，也在用影像建立起某种联系，那是一种生命的联结。那个夜晚，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把“公益影像”作为未来的人生事业。
西藏回来之后，这颗种子发芽了。我成立了“自在公益影像”，致力于为公益机构和企业csr品牌进行构建及公益传播。影像的力量是无穷大的，关键在于你带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做这件事。做公益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去做，但是很多人没有机会和时间。我们可以当他们的眼睛，真实地让他们看到镜头前流淌的生命。
两年时间，我们一直抱着这样的态度和初心，服务了六十多家公益组织，拍摄了一百多部公益短片。公益广告《棋局》获得了中国网信办举办的全国公益广告大赛一等奖，公益微电影《姐妹》入围了中国纪录片学院奖……奖项有很多，但我们更